2006年10月07日 星期六
今日共8版 第4251期
总编辑:刘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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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时代的知识分子
      家园对话

  成都作家王跃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南方浮华》已在国庆期间面世,一年前新浪网已推此书,点击率突破了百万大关。也引发了一个话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浮华现象,是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扩展,还是倒退?是坠落,还是“凤凰涅槃”?除小说作者作答外,孔庆东、熊召政、王辉耀也有精彩言辞。
  ———编者
  “老茶客”王跃的最新龙门阵
  记者:这是一个欲望之城的故事,在慕容雪村、成都粉子等众多的“欲望”描写中,你又有了怎样的思考?
  王跃:这部作品风格大相径庭,美食美景美女只是创作的元素,表达的却是欲望对人性的颠覆,并直接瞄准了一群知识分子,用张狂的都市情欲击垮他们的斯文。在一座大都市里,到处是纸醉金迷,到处是名利欲念,人们在染缸里挣扎,发出梦魇般的叫喊。我想要告诉读者的并不是在金钱社会中的坠落,而是凤凰涅槃般的重生。生活将荡涤一切伪知识分子,连同他们的欲念,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登上精神的大殿。
  记者:网上曾传成都生活的一个关键词是“成都批判”。有网友在网上这样写道:“本人的小圈子主要是打牌。其中有一个胖子王跃老是张着嘴乱说话,我们就怂恿他写一本说成都的书,这就有了《成都批判》。我们都没想这书会有什么动静,可没过多久,听说王跃被有关部门封杀了,我们一帮朋友一下就呆了:怎么遭封杀呢?王跃打死不说,我们都差点不再跟他玩牌了,谁不知道这年头被禁一下就坐上火箭了!到底说不说?王跃还是不说。算了算了,捞着这么大个便宜也不给我们指个门子,算什么朋友啊!从此,我们打牌必联手对付王胖子。”
  你的作品以井喷式源源不断推出,在写作者境况两极分化,很多人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大受欢迎,是什么原因?使用了怎样的策略?
  王跃:是说,我好像一架写作机器吧?写作好比掘井,只要选好了井位,钻到了油层,石油会喷薄而出。许多人写作不成功,要么是找不到井位,要么是没有耐心,还没有钻到油层就误以为没有油,结果不断变换位置,却永远找不到油。《成都批判》现在却已印了第五版。
  记者:你擅长发现和归纳城市中蕴藏的生活细节和谐趣,从《老茶客》到《成都美女》,小说《南方浮华》,作为一个产量巨大、颇受市民喜欢的作家如何看待雅和俗、同行和市民认同的问题?
  王跃:《南方浮华》是一部小说,话语方式与《老茶客》不同,与《成都美女》也不同,它是靠故事来说话,靠一群人物的活动来表达,它将王跃式的幽默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那个胖子写的书并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笑,正是这一个好笑抓住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们笑过以后还能引发思索,还能回味,于是大汗淋漓,没有想到看似轻松的语言里埋伏了这么深的内涵。
  我爱反起整!可以收到奇效。很容易读,可以说老少皆宜。教授可以找到看点,老百姓也不感到生涩。《南方浮华》讲的是纯正的成都故事,仿佛就是成都人身边之事、之言、之物、之情景,正是这种特定的地域性扯住了各地人的眼球。惯于将俗的东西高雅化,将高雅的东西大众化。雅的更雅,结果整成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俗的再俗,弄得俗不可耐,令人不屑。这就是秘诀。 (何炜)



  人类良知的心跳声
  言者心语:知识分子常常思想被束缚,缺少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学术理论观点。于是,现实中真正属于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明确
  王辉耀(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中国留学生欧美同学商会会长)
  西方研究者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强调,知识分子扮演的应当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应当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来看。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恰恰进入宫廷,充当顾问的角色,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王者师”。
  曾经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深深打动。从此,我执著地认为,知识分子榜样是那些人类良知的心跳声,是像日瓦戈那样的将道德批判与良知高悬于私己安危之上的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社会的良知者、智慧的传播者及对真理与神圣的裹读与怀疑者。
  当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首先存在着文化上的先天“营养不足”。生于建国前后,遭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中国文化的“断裂”年代,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很难深入到中国文化的精髓,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特征无法显现。身处全球化的今天,思潮杂陈、政治体制转型,西方趋向成熟和兼备的制度吸引住了他们的视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得的思想精髓从而明显被忽略。加之,向西方的学习也未能深入和系统,文化根基薄弱,难以从纵向较于古代的仕和近代的五四一代,更难于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相抗衡。
  知识分子应当向公众发出声音表达良知。在社会中,真正属于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明确。同时,我们的高等教育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中,急功近利的管理,让培养知识分子的大学教育出现了种种落后退化的现象,使知识分子公共话语权威形象大大降低。许多大学在教学上强求统一所生产出来的学生犹如工厂里规格一致的产品,个性被无情抹杀。社会缺少了具有独立人格和富有时代理性的知识分子。正如有人所言:“不少知识分子面对文化的迅速贬值、教育的滑坡和疲弱,知识者个体角色的尴尬失落和羸弱迷惘,己经开始丧失读者和听众。”
  在环境压力下,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当今的消费社会,以消费为主体特征的大众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且随着国家主流话语地位的重新确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特质、人文关怀、理想、终极目标正在消失。并且因内部多极分化和多元追求,由文化精神追求转向了物质利益的追求,使政治意识和追求消失。于是,精英文化被肢解了。有人“下海”,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有人埋首故纸堆,研究“国学”……
  如果娱乐和消费为主体特征的大众文化成时尚和流行,世俗化程度加剧,真理、价值、崇高将被亵渎,知识分子势必被时代抛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为了拥有知识和精神的“流放者”。
  当代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突破生存困境有所作为?我个人认为,关键在知识分子需要对自身角色、社会责任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我们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生存、发展和文化意义的民族,如何处理好传统的继承与世界的融合的关系,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知识分子应当勇敢且执着地引领理性的大众文化去直面这个世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便有那么多的困境!



  我的浮华生活

  中心语:回家登上南航,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为不枉心意,硬塞下两份
  孔庆东(北大文学院教授)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戴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底线、见识与胆识

  关键词:“底线”就是一些做人原则,如不攀附强势者,而丧失自己的批评良知;但也不为讨弱者的欢呼,而曲意迎合,包括不拿违背良心的封口费
  冉云飞(作家)
  20世纪的思想家波普尔说:“我们爱炫耀我们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可不想这样,我想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一些常识。我自认是个知识分子,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以此告诫自己,实在不足夸饰。
  我是个生于寒素之家,长于草莽之间,起于青萍之末的乡下人,对社会的不公和灾难异常敏感。我的年龄虽然不算大,但经历的和值得反思的灾难却并不少。同时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对深究真相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而且比较爱唱反调,深具怀疑精神。我从学校毕业工作20年了,从来没有丧失做人的底线。我虽然因此丧失了一些应得的物质利益,但也不是说,我的生活就因此陷入了绝境。我并不高尚,也不想唱高调,但绝对有做人的原则。
  我常在想,要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有一种做父母的自豪与尊严,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我对自己有些不上台面的期望,说出来自策自励:
  我只知道每天从点滴做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到问心无愧。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从事实根据出发,做细微末节的个案研究。没有根据的、不是事实的、游谈无根的东西,不去写,不去说。
  告诫自己不拿任何违背良心的封口费。笔头与口头表达,都是拿来表达自由思想的,不是可以拿来无度交换的。笔头和口头当然也存在一个交易问题,因为知识分子也是人,一样得养家糊口,一样得吃喝拉撒。但任何交易都是有底线的,即为了拿钱,说昧着良心的话,我要拒绝。
  我也许很久不将一军,但无一日不拱一卒。这话是我借胡适先生的教导来鼓励自己。我每天写博客,评论时事,做自以为有意思的文化建设,说负责任的话,我以为这样日有寸进,是很有意思的,故乐意为之。
  现在有知识不如有见识,有见识不如有胆识,有胆识不如有常识。常识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常想贡献的就是那些被大言炫炫的说教所遮蔽的常识。
  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之源,玫瑰花不会只有一种芳香。不同意见的存在与交锋,是我们能够真正思想的开始。
  儒商与商儒

  言者心语: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传统无法改掉,故在商人堆里总有些不自在。好比一个人坐在一群猴子中或一只猴子闯进一群人里,有那种“物不类聚”的尴尬
  熊召政(作家、作品《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
  从以“仕”为本到以“商”为荣,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在邓小平倡导改革的这短短的20年间,就完成了3000年的跨越。孔夫子活到今天,一定不会死抱他的“学而优则仕”的教条,他会创造性发展他的儒家理论,而在大报上发表重要社论,题目就是:“学而优则商”。
  儒家学问培植的是经帮济世之才,经济一词,就是这么产生的。中国把知识分子算做儒,便是希望知识分子都成为经邦济世之才。在战乱年代,儒为侠客,为战士,为三军之帅。在太平盛世,儒为良吏,为干臣,为父母之官,进入工商社会,儒则可仕可商,理所当然地应该产生一批批市场精英,在经济战场上风云际会,笑傲王侯。
  儒商虽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经营,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去当了商人。我也无意怂恿所有专家学者都加入商人的行列,让陈景润改行当券商,这无异于硬逼着一位大老爷们儿怀孕,是有悖常理的事。
  因我是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下海,故好事者常以儒商誉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有莫名的尴尬产生。1993年,在“文人下海”的大潮中我居然也怀着荆轲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告别文坛而投身商海,当了几年“儒商”。
  下海头两年,人家称我为“儒商”,我哼哼唧唧,不置可否。因为你毕竟坐着加长的凯迪拉克车。朋友们单看这个,就断定你是一个成功者,却不知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个中蹊跷,不好在这里道破。由于我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传统无法改掉,故在商人堆里总有些不自在,洛阳虽好不如家。我动了回到文坛的念头。但一经与过去的文友们相聚,对文坛上的门户之见,鸡肠狗肚的小家子气,也很不习惯了。因次我便过起了那种两头都挂着,或者说两头都挂不住的“两栖人”的生活。
  顾名思义,“儒商”是知识分子商人,那么“商儒”呢,就应该是做点生意的知识分子了。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商而后者重在儒。
  一次当徐迟问我怎么处理商业与文学的关系时,我说:“儒商是把学术的知识用于赚钱。而我确实想把赚来的钱用于文学,这么说,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了。”
  徐迟说,“你还可以把这概念进一步拓展,隐于商的文人,可以称做商儒,专事研究经济学问的人,也是商儒。”
  “这么说,马克思是最大的商儒了,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经济学著作。”“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每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雪茄,都是最成功的商儒。”
  这次谈话又让我感到气馁。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之流是商儒,看看书架上他们的著作,我立刻就无地自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