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国人民吓一大跳的“纸箱馅包子”事件,已被证实是假新闻———是由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组的临时人员訾某一手炮制的。(19日《北京日报》) 证实了这条新闻是虚假的,并没有让我们解除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反而让我们增加了对信息安全的烦恼:如何才能保证获得的新闻是真实的?訾某为什么会热衷于炮制假新闻?为什么如此不在意职业荣誉?毫无职业道德感? 关于訾某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但“临时人员”4个字揭示了他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他和电视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都不承担太多责任和义务的临时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他制作假新闻的成本———如果假新闻侥幸成功,则自己可以名利双收;如果被揭穿,则无非是换一个地方继续临时而已。当然,这次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这可能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存状态和訾某相类似的新闻从业人员,恰恰是目前国内新闻界的主力队员。2003年3月至4月,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和中华传媒网联手在全国对“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的60.3%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36.9%;在所在单位没有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人员占到61.4%。在婚假、产假、探亲假、病假、带薪休假中,一项都不享有的有47.8%。女性明确无产假的占女性总数的63.6%,从没有得到过加班工资的竟占71.2%。调查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媒体普遍不重视自己从业人员的福利保障,很多媒体从业人员连国家劳动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享受。 媒体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从业人员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除节约成本的考虑外,让从业人员时刻处于危机中,以“激励”他们努力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站在从业人员的立场上看,这样却摆明了媒体同自己短期合作的意图大于长期共同发展的愿望,媒体既然不能提供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自己也就不必为它承担过多的义务,只须充分利用这块牌子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行———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种心态,那么出现“纸箱馅包子”这样的假新闻,其实就是时间问题。 我这样说,决不是要为訾某的无良行径开脱,而是说,我们要透过这一事件,看到我们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教授曾说过:人的行为无非是对制度的本能反应罢了。而在我看来,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为一个人提供最持久、最稳定的激励。 媒体从业人员喜欢借用英文n e w s 的谐音,戏称自己为“牛”———现在到了关心一下“牛”们的生存状况的时候了,即便仅仅是为了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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